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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書展雖然因為疫情取消，也因為出版社們另尋管道的積極作為，讓本來不想去實體場所人擠人的我，多出接觸精彩觀點和學習的機會。
上週日下午在線上直播聽了中研院副研究員鄭維中的講座，在此約略紀錄自己的學習啟發。
我們教科書中簡短寫著荷治台灣38年（1624-1662）的時間，然後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光復台灣。只從台灣歷史與漢人史觀來看，背後的史實和脈絡相當有限。
而這此的講題「謝謝你，在世界史的角落找到我」，立刻深深吸引到我。
鄭博士為聽眾導讀介紹將台灣史與世界史連結的三本書：《巴達維亞號之死》、《公司與幕府》與《海上傭兵》。他說，世界史不一定要講一個很大的故事、不一定要有英雄偉人，也不一定要從近代民族國家的史觀概念來看；在一些時代或區域，歷史的動力發展是透過跨國、跨組織結構的脈絡所交織牽動。
串接三本書的重要主角是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藉由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歷史，不僅連結了十七世紀的歐洲大航海時代、科學藝術商貿輝煌發展的荷蘭，也反映了東亞歷史與區域間的文化交流與衝突。而台灣歷史便與其海外拓展的武力商貿旅程有所關聯。
這三本都是非文學且頗為厚重，但為想要認識十七世紀台灣的讀者提供豐富的史料內容。
第一本書《巴達維亞號之死》是本關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學術研究的合集，向大眾揭露這群來到東方的荷蘭人，他們擁抱著什麼樣的世界觀，如何回應所謂「全球化」的潮流。
故事從一個1620年船難事件開始。那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面臨遠東事業受挫，一艘被寄與厚望的大船《巴達維亞號》卻在西澳外海撞上珊瑚礁群島，同時還有船員叛變的人禍。
船上有各種牛鬼蛇神，他們帶著自己的過去來到亞洲尋求一個未來。書裡敘述這群面對慾望與求生需求的船員，如何在船難後與變態雙面人的首腦周旋，雙面人首腦又如何用思想和恐怖手段來控制船員。更大的議題是在探討這群服膺新教倫理、理性主義的歐洲人，在生存危機的情境中，信仰與道德如何影響他們的思想與行事。
這本書給予當時來到東亞的荷蘭人一個相對接近事實和完整的敘述，有助我們想像這群荷蘭人來到亞洲、來到台灣時的場景。
接著介紹的《公司與幕府》主要著墨在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日本幕府的關係。
在德川幕府爭鬥統治政權之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深知與日本統治體系維持連結的重要性。他們提供有價值的服務幫助德川幕府取得政權、穩定政權，並在日本禁教鎖國後，驅逐強敵葡萄牙，取得獨家商貿權，意在與幕府雙向建立一套可行的互動合作架構和系統，穩固其東亞海上強權的地位。
綜觀全書，作者要談的是原本野心勃勃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日本交手後如何轉變為退讓之姿，從歷史事件中剖析策略選擇的妥協與動盪大勢中爭奪權力和利益的戰術應用。
其中讓鄭博士特別指出說明的是「濱田彌兵衛」事件（我第一次聽過......）。
這個事件簡單說是荷蘭人和日本人在台灣所起的商貿衝突。
當時台灣是中國日本海域商船貿易的重要中繼基地。西元1624年，荷蘭人建立熱蘭遮城（大員/今日安平），將台灣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他們欲向日本商船課稅，甚至要拒絕給予早已往來台灣從商的日本商人通行權。日本商船船長濱田彌兵衛得到幕府後援，不僅抗稅還挾持荷蘭台灣長官的兒子為人質，日本幕府並關閉荷蘭商館迫使荷方就範。
表面是商務問題，實為荷人爭取殖民地主權與日本海外擴權的衝突。而在國際問題的解決上，日荷雙方進入國與國的協商。於此，台灣成為國際問題/國際政治的標的物，並出現在國際政治中一種主權權力交涉的框架中。
這對我來說指出一個關於台灣的歷史事實：在當時，台灣並不隸屬於任何人、任何國家，是一個多族群多社會但無共主統治者的島嶼！（所以所謂「鄭成功收復台灣」這類的論述，實在需要辯論釐清，有其主觀假設。）
在亞洲交錯的權力佈局中，日荷雙方的交手還涉及中國（明清）與鄭家「集團」的發展。於是下一本書《海上傭兵》接續了這部分的探討，挖掘又梳理多線互動的複雜歷史。
導讀《海上傭兵》的開頭，鄭博士問，要怎麼描述鄭芝龍這個人。
一般歷史對鄭芝龍的看法是，鄭成功他爸、商人、海盜、叛國賊。但透過不同史料與觀點，鄭芝龍可說是一個相當國際化的專業人士。（當我知道他在荷蘭西葡文獻中有個「尼可拉斯」的名字時，小小驚訝！他的名字可不是用拼音。）
鄭博士說，鄭芝龍是個很會使用武器（如火槍）的專業人士，而且善於團隊管理、供應鏈管理（吧？！），他利用這個「可營運一個武裝兵團」的技能，成為可被僱傭的任務團隊。
他先是受僱於荷蘭人，在累積實力資產和資源之後擴大他的「業務範圍」，把持控制中國東南、日本、南洋海域，使得中、日、荷都必須與他合作結盟來確保商物運輸交換的安全順利，那是一個微妙的利益「交換」時代。
台灣成為的東亞轉運站，台灣貿易通，則整個貿易網絡通。
東亞航運貿易網不斷擴充，周遭國家的政治結構持續變化（例如明清交替、荷蘭人也得注意英國人的動靜等等），各方隨時關注貿易的風向和格局，以及權力結構變化，不論是去中介或結盟，在台灣的鄭氏家族集團如何運作他的權力範圍，影響這段亞洲歷史的發展。
從這個講座我學到很多關於亞洲與台灣歷史的新知識，且引發更多好奇，很想買書來讀，想重新發現世界史中台灣存在的角落。
認識歷史是有趣也是沈重的，它帶來的省思份量並不易放下。
我們的教育中常常從政治或道德品格角度來論人物的成敗。鄭芝龍是海賊王牆頭草，鄭成功和鄭經則是反清復明的失敗者。
但若從經營才能來看，鄭芝龍可說是海商王。
他國際化的養成完全不輸現代人：出身閩南泉州，到澳門學商時信了天主教、學葡萄牙文，之後去日本加入在日華僑組織，娶的是日本女子，女兒嫁給葡萄牙人。他精通多國語言，可以同時賺錢和打仗，可以周旋遊走於黑（海盜/走私）白（政府/貿易）兩道，旗下商隊與軍隊由不同種族國籍組成，要說他「縱橫四海」，ㄧ點也不為過。
從區域發展與商貿影響力來看，從鄭芝龍、鄭成功到鄭經，當時的鄭家算是具全球化眼光又具策略與執行力的成功商業集團，不僅掌控對日貿易，還與支配南洋南亞貿易商圈的穆斯林合縱連橫，以取得印度棉布貨源。並以台灣為基地，邀請外國商人到台灣經商等等。他們不可忽略的經濟力與海上勢力，也讓他們擁有與政治組織周旋的籌碼。作為影響歷史的重要動力，比起明清朝廷，鄭家集團看得更多、經歷更多也膽識遠景更大，可說是時勢中的英雄。
這個商業集團，對於台灣發展奠定深遠基礎，不僅是第一次大規模有組織引進漢人移民（武裝殖民），也為台灣帶來貿易商機。在《公司與幕府》提到，因商貿衝突，台灣進入國際政治斡旋與主權紛爭的框架。要了解台灣史，多角度多層次多元史料研究鄭家歷史，絕對是重要的環節。
而人稱世界第一家跨國企業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已經建立了現代公司那種富可敵國的雛形，也預示政治經濟的難以切割。當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甚至還具備武力（當然現代公司的力量可能在於資訊與資金），是荷蘭主權於海外的代表。（甚至，荷蘭人在台灣與西班牙人的戰爭，是母國荷蘭在歐洲要脫離西班牙爭取獨立的延伸戰線。）
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傑出史學家包樂史指出，該公司在亞洲採取的策略完全立基於兩件工具：外交與暴力。它的營運特色就是不斷交替使用「schenkagie（透過送禮與外交交涉追求有利的貿易條件）」與「conqueste（征服土地或者藉由暴力強制索取有利的貿易條件）」這兩種手段。
現代公司未嘗不是延續類似的路線，只不過武力/暴力轉以其他具威脅強索的形式（大概就是資金、資料和新進技術）在運作，與國家機器持續角力又同時交相協商力圖互惠。
是商或是盜，有時只是一念之間，有時只是觀點立場的差別。端看你在整個運作的網絡體系中，處在哪個位置，扮演什麼角色，採取什麼手段。
其實歷史離我們一點也不遠。
從這個講座認識了十七世紀的亞洲動態，那是一個充滿著流動與變化、介於民族國家與「無國家」的空間，金錢、貨物、彈砲、法律，共同左右情勢，外來的與既有的文化、體系與權力競合。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亦是在鎖國自保的國族主義與跨國合作團結的普世價值之中尋求安身立命和創新發展的機會。
荷蘭在世界的版圖可說是蕞爾小國，它在世界史的位置雖然相對片面，但有其佔據的關鍵頁面。一個是宗教改革，乃至後續清教徒前進北美所連帶發展出的影響。另一個就是十七世紀由荷蘭印度公司所驅動的商貿時代，開啟政教之外的「權力」想像與運作模式。這段歷史的另一面，也關乎不甚光彩的武力殖民與黑暗的蓄奴屠殺。面對歷史，永遠需要同時看到它的光輝與它的不堪。
台灣歷史相對短，對照弘大的世界史，很難強說有扮演什麼重要角色，但這不代表它可以被忽略。但台灣具有戰略地位，已在十七世紀的亞洲史中寫下它的篇章。尋找歷史的定位，有時看的是特定時空情勢下，其樞紐節點的關鍵影響，而不限於從人口、幅員或政治權力的數量來看。
歷史，不是要預測未來，而是拓展視野和想像。台灣人有必要透過不同的歷史觀點來回顧自身的歷史記憶，特別是那些遺失的記憶，重新發現台灣在世界史的位置。從荷蘭來認識了解台灣的過去，也從荷蘭過去來思考台灣的未來。台灣的機會永遠會在掌握時空情勢的巧、妙、精。
鄭博士說，「我們怎麼尋找台灣在世界史上的角落，那也取決於我們對自己定位/歷史的想像。」
後記：深深覺得，走向世界，現在正是台灣的關鍵時刻。
參考資料：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應該會是研究台灣史的重要機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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